[摘要]平亚丽有三个“第一”：残奥会跳远冠军，全国创业大赛第一名，北京市第一只导盲犬Lucky。这代表她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——荣誉、生存和尊重。
编者注：中国体育随着新中国的成长逐渐强盛，腾讯体育凝聚最焦点的那一时刻，带你走进那一天的狂喜、焦灼、博弈、挣扎、感动————本文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腾讯体育《那一天》系列报道第八篇，聚焦平亚丽的故事。
撰文/徐思佳
编辑/张蕾
她叫平亚丽。你并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但她有一些标签，听过之后，你可能会恍然大悟。
她是中国第一位残奥会冠军。她的奥运金牌比许海峰还早到1个月。
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电影《黑眼睛》，由万方编剧，陶虹主演，后者凭借此片，拿到了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、金鸡、百花最佳女主角奖。
导盲鞍、大号的喂食盆、几本按摩穴位的盲书和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巨大字号的药方……除了一张朋友画的她和导盲犬Lucky在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上传递火炬的油画之外，平亚丽的家里，没留下什么和体育的影子。
她给自己的微信起名叫“北京蚂蚱”。“北京”是她的老家，“蚂蚱”，生命顽强又擅跳跃，像极了眼盲却练跳远的自己。
明与暗
平亚丽患有先天性白内障，视力不到0.1。世界在她的眼中，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和明与暗的光感。
1982年，盲校毕业的平亚丽，进入福利性质的北京橡胶五金厂当学徒。一次，她和同事在厂大院里打闹。看不见的她却跑得飞快，这一幕刚好被寻找残疾人运动苗子的教练员看到。
电影《黑眼睛》里的教练有一句台词，“残疾人体育是用来康复的，而我却逼你们拿成绩。”在那个新中国体育事业刚起步，残疾人还被称作“残废人”的时代，在跑道中疾驰的平亚丽们就像是“异类”。
平亚丽和陶虹（资料图）
1984年4月，先农坛体育场。24名残疾人为了备战6月份在美国举行的残奥会，开始了长达两个半月的集训。24个人里，有16名肢残人，8名盲人，平亚丽就是其中之一。
平亚丽在描述里，习惯把健全运动员称为“人家”，残疾人运动员称为“我们”。
“人家是上午、下午练。我们就捡中午或晚上练，赶上晚上下雨，完全是靠着听觉摸着回家，有次走到半夜我都没找着家，只能在雨中哭。”
“人家吃着50块标准一餐的自助，我们训练完了，吃着干烙饼，拿军用水壶灌点凉白开，连瓶装水也没有。”
“烈日当头的时候，人家在阴凉的一面，我们就在晒的一面。”平亚丽说，“偶尔有好心的教练特意让出来场地，我们感激得不行。”
残疾人集训队没有“编制”，所有队员都是兼职训练。“有个小儿麻痹的队友每天从密云的厂子骑着手摇的残疾人摩托车，骑两个多小时到先农坛。春寒料峭的时候，他上身是夏天热得冒着烟，下半身是冬天，因为血液不循环，僵得跟冰块似的。”
平亚丽最初练的是短跑，教练教她跳沙坑，她不敢。“我看不见啊，往坑里跳是跟死连在一起的啊！”盲校的高教练想了个法子，先让她们在沙坑里玩沙子，练立定跳远，再慢慢一点点后撤加上助跑。
练习场的沙坑土质不好，总混着石子，旁人还能小心避着点，看不见的平亚丽就免不了被划伤。在橡胶五金厂的她，偷偷地给木工班的师傅买了两盒烟，换了两麻袋锯末。自个儿推着三轮车，把运回来的锯末，掺在沙坑里头。
苦的时候，平亚丽也逃过。一次训练，把腿伤了，看不清伤口的她疼得哇哇哭。一激动就逃了出去，还去街边吃了一碗炒凉粉。“到晚上，我发现自己不回去就没地住，灰溜溜地又回去了。回去以后还拉肚子，教练知道我乱吃东西还罚我写了检查。”
平亚丽的检查是用盲文写的，这是她们的文字。教练看不懂，特意找了个队友帮他“翻译”。就像毕飞宇在《推拿》里说的，盲人和健全人之间，终究还是隔了一层，“一明一暗”。
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金牌
1984年的残奥会比奥运会要早了一个月，而且不在一个城市举办。在纽约，平亚丽比许海峰早一个月实现了中国人在奥运会上金牌“零的突破”，可惜，没能家喻户晓。
因为没有前往报道的中国记者，历史的一刻连照片和录像都没留下。金牌，被平亚丽送到了奥运博物馆；领奖服，是出发前民政部管亚运代表团临时借的，比赛完又还了回去。褪了色的比赛服，被平亚丽的爸爸混在其他旧衣物里捐回了老家。
本该被仰望的“首金”，就这样一点儿念想也没剩。
出发前，领导给残奥代表团的交代是，“参赛就是历史，成绩不重要，平安回来就行！”教练田麦久给平亚丽的任务是获得一枚铜牌。团长朱德录握着她的手说，“亚丽，你要好好地争口气，如果给祖国拿回奖牌来，我们（残疾人体育）的工作就好做了。”而她自己的想法是：“拿个奖牌，回来咱们就能有地方训练了吧！”
平亚丽和教练田麦久
纽约长岛，米切尔公园中心体育场。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残奥会，平亚丽和她的队友也开了眼，“别的国家的轮椅一个十几万，特别轻，一个手就能拿起来，走起来没有声音跟小燕子似的，从我们身边过去了。跑鞋上的钉子又稳又轻。”平亚丽说，“我们的鞋虽然是新的，但跑着跑着底儿就掉了，给我摔了出去，还不是一般的摔，整个人都扔出去了。”
临行前，北京自行车厂用几个车轱辘特意给代表团攒出几辆轮椅，椅背上贴了天安门，红红的。平亚丽眼睛不好，教练怕她们掉了队，嘱咐她：“跟着轮椅，看见天安门，就看着组织了。”
比赛时，别的队伍派来了壮大的保障团队，队医、按摩师…而中国田径队连最基本的引导员都没有，“就靠着平时训练，日积月累的记忆，在脑子里想象我要怎么跑直线，什么时候该入弯。”
比起装备上的差距，更让队员们痛心的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，“你们的政府也讲人道吗？你们中国残疾人坐得起轮椅吗？”“你们是不是来自日本？”平亚丽每天都操着一口京腔，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我来自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！”
6月21日，女子B2组跳远决赛。赛前，田麦久、贺春光和刘书孟三位教练制定了周密的训练计划，可他们完全不知道国外的水平，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。平亚丽出场前，水平最高的巴西姑娘第一次试跳就跳出了4.12米，比平亚丽训练的最好成绩多出了整整20厘米。
裁判丈量后用英语报着成绩，平亚丽没听懂，光听见掌声，她紧张得手都抖了，连鞋带都系不上。教练田麦久蹲下来帮她系好鞋带，看到她两腿抖得厉害，扬手就朝她的腿上来了一巴掌。“教练，我害怕”，“那是你看不见，白人腿肚子也哆嗦。”
田麦久怕平亚丽太兴奋踩板犯规，就撒了个谎，然后，悄悄地把起跑点后撤了几公分。“她跳得不远，你按平时跳，就能超过她!”平亚丽一听，来了劲儿。
“4.28米！金牌！”平亚丽看不到体育场有多大，观众有多热闹。也听不懂英语，现场乌泱泱的报幕搅乱着她敏感的听觉，但有两个单词她听得真切，“一个是China，一个是Yali Ping。”
“你们体会不了盲人运动员的心情，我们看不到升国旗，只有摸到金牌、听到（国歌的）那个旋律，心里才踏实呢！”
平亚丽清楚地记得，当地华人握着她的手说的一句话，“美国办的奥运会，我第一次听到了国歌，升起了五星红旗，我知道你看不见，我替你看！”
下了领奖台，平亚丽就把金牌挂在了田麦久的胸前。代表团团长朱德录乐得合不拢嘴，管当地华人借了毛笔和宣纸，写了一张大喜报，贴在代表团的宿舍门口；两个小时后，赵继红又拿了一枚金牌，还破了世界纪录，朱德录又写了一张并排贴着。当值的美国保安看到，特意给平亚丽和赵继红买了两个发卡当礼物，两个姑娘看不见图案，田教练就在一旁描绘，“小卡子花花绿绿的，两只猴。我给你俩别上。”
平亚丽赵继红和教练田麦久
比赛完，田麦久领着平亚丽和赵继红去参观了纽约帝国大厦，留下了合影——这是那次纽约行，几个人唯一的纪念。
被奖励与被施舍的300元
金牌并没有让平亚丽的生活翻天覆地。残奥会冠军“前无古人”，奖励也没了根据。有关部门最终按照1950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奖励标准：金牌奖励300元，铜牌奖励50元，平亚丽一共拿到了350元。那一年，健全人金牌得主的奖金是每人六千元。
国家还奖励了平亚丽一套在西四环60平的房子。那会儿正赶上单位的福利分房，按照工龄也分了她一个两居室。平亚丽的爸爸是个老军人，他坚持，“房子都是国家的。你年轻，你凭什么要两套房！”她把单位的分房退了回去，“钥匙都没看着”。30年后的今天，那个退回的房子估值将近400万元。
1988年，平亚丽退役回到福利厂工作，结了婚，丈夫是个健全人。1991年，儿子冯博出生，遗传了白内障。家人怕平亚丽受打击，骗她孩子很健康。直到儿子满月，嫂子从外地出差回来，一句话说漏了嘴：“亚丽，小博的眼睛怎么不跟着我的手动呀?”
平亚丽一下子崩溃了，“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想起了我8岁的时候，母亲患癌症去世，我去病房看她。她用尽力气看了我一眼，眼睛没闭上就咽了气。一旁的爸爸哭着说，‘你妈这是不放心你， 死都没合上眼。’ ”
拿了冠军，成了名人，但平亚丽的恐惧和自责却与日俱增。
1997年，她下岗了，丢掉了“铁饭碗”，一个月工资438元。她按条件申请低保，可递上申请的时候， 被驳回了，连表都没让填，理由是：你是奥运冠军， 收入肯定高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经济重压下，丈夫和平亚丽争吵不断，感情也破裂了，平亚丽要回了儿子的抚养权。冠军给平亚丽带来的收益只有每场15块的讲座费用，“白天我慷慨激昂地给残疾人讲拼搏，讲自强不息，晚上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带着儿子一起自杀。我学过医，还研究过怎么死痛苦少点儿。”
因为掏不起6000块的燃气改造费用，她想过把金牌卖了，也想过自杀。1999年春节，区政府、区残联发给她 300块救济金。领钱那天，她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，接过救济金时，她听见面前有相机快门噼噼啪啪响个不停。
十年前的300块是她残奥会上拼搏的奖励，十年后的300块，是种施舍。过去世界冠军的光环反而成了她的累赘和怨念，“我为啥那么苦要练体育呢？还不如直接去打工。”她的自尊心被碾碎了，摊开，被记者们的闪光灯揉碎。
10岁的儿子不懂，看妈妈领完救济金， 兴奋地说:“妈，咱有钱了，炖锅肉吃吧!”儿子的话，反而刺痛了平亚丽，“儿子要是习惯了等、靠、要，等我离开人世了，谁来管他呢? ”带着家人凑出的2万元，平亚丽决心创业。
平亚丽和儿子
眼盲与心盲
平亚丽以前就学过盲人按摩，创业前又重新学了两个月。她用工地里捡来的材料在自己家隔出一个小小的房间，给人推拿按摩，最早的时候按一个小时收10块钱，从早忙到晚，第一个月挣了2177元。
后来，她开始和颐源居物业合作。装修店面的时候，为了省钱，她拎着物料从四环的大红门批发市场到颐源居，15公里，走了3个半小时，“早上出门，中午才到。毕竟当过运动员，体格好，30块钱也不舍得花，就那么走了。”她说，“当时不会算账。后来学了一些管理就明白了。真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能省这点儿钱。”
从孤独无助到奋力挣扎、劫后重生，盲人创业的“哑巴亏”，她尝了个遍。旧版的100元和10元很像，平亚丽曾把100元当作10元找给顾客；有时候还会收到假币，不但白干，还倒找给人家很多钱；还要应对个别猥琐不轨的顾客骚扰；由于自己不懂市场调研、经营管理，开办第二家店面时遭遇了失败……
为了筹措资金她各处谈合作、看店面，还参加过全国创业大赛，拿了第一。2002年，她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；2008年，连锁按摩院开到了三家。后来生意最旺的时候，开到了6家分店，解决了三十几位盲人的就业问题。
尝遍了世间冷暖，她感慨，这世界有人眼盲，有人心盲，眼盲的人用心去感受，心盲的人有眼却是摆设。
这些年，平亚丽尝遍了世间冷暖
两年前，平亚丽的儿子毕业，当了盲人康复师。几个月前，结了婚。操劳了半辈子的平亚丽终于可以没牵挂地退休了。“当初最大的念想就是给儿子留个店，还好他自己有本事，不用我操心了。”
前一阵，平亚丽陪儿子挑婚房，她问卖房的人，“剩下的户型里还有没有阳面的？主卧就行。”卖房的回答像根针：“你们不是盲人吗？要什么太阳？”
虽然拿了残奥会金牌，但平亚丽不算是正规的运动员，也没拿过北京市发给奥运冠军的月津贴，她渴望一个“运动员”的身份和“奥运冠军”的认可，“我不想等到我死了，才被人追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奖章。”
对于平亚丽来说，金牌、事业、财富，这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远没有看不见的尊重和认可来得真实。
执拗的导盲犬“第一人”
除了第一枚残奥会金牌，平亚丽还有个更骄傲的“第一”。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，她在导盲犬Lucky的牵引下传递了火炬，这是中国导盲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。
平亚丽在导盲犬lucky的带领下在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上传递火炬
1984年残奥会，运动员大巴车上，突然上来一只狗。美国警察查了查狗的证件，拍了拍了它的头默认它可以坐在车上。听着车上的队员们的笑声和议论，平亚丽好奇坏了，“那是什么？”团里的翻译说：“那叫导盲犬，给盲人领路的。”
到了训练场，那只黄色的导盲犬领着国外的队员练习加速跑。拉着牵引绳跟在队友身后跑步的平亚丽感慨，“我什么时候有一只导盲犬啊！”得到的回应却是：“你呀，做梦吧，人家一只导盲犬是几万美金，咱哪有那个钱？”
2007年10月，平亚丽向大连导盲犬基地提出了申请。2007年12月3日，Lucky从大连来到了北京，成为北京市引进的第一只导盲犬，Lucky成了她的眼睛。
带Lucky出门，平亚丽要给它带好导盲鞍，然后自己背上一个大包，装好自己的残疾证、身份证、导盲犬的训练证、上岗证、免疫证加上残疾人无障碍法规，六种。“缺一个证，人家就有理由拒绝让你们进场。”
平亚丽说，“Lucky的一生是给中国盲人无障碍出行铺路的。”作为第一批导盲犬，平亚丽经常带着Lucky“磕法规”，到各个允许导盲犬出入的公园、车站、机场“探路”，“那几年对导盲犬认识不够，好多地方不让导盲犬进，一天到晚得吵五架。”
现在想想，平亚丽很后悔自己在导盲犬事业上这么执拗。“因为总是被阻拦，Lucky经常处在紧张的状态，才得了神经系统的疾病。”为了救Lucky，花了4万多块钱，把儿子攒着结婚的钱都给取了出来，跑了好几家宠物医院，还是没救回来，“有的医院听说你这个是导盲犬，用处大、感情深，往死里要钱。”2017年11月21日，Lucky去世了。
Lucky走后，平亚丽领到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寄给她的纪念章
在大连导盲犬基地的帮助下，平亚丽又找到了一只体型、毛色都和Lucky很像的导盲犬宝四。两个月的考核过后，平亚丽把宝四领回了北京的家。
退休后的平亚丽喜欢听听书，关于历史的或者管理学的，“多亏了现在的手机，文字都能读出来，过去我们看的盲文书一本顶（正常书）五本厚。”书里不少关于创业、管理的故事，她都经历过，“人啊，就得一无所有的时候去创业，因为你已经走投无路了。”
当一个被大众“遗忘”的奥运冠军，平亚丽挺矛盾，有时候感觉委屈、埋怨，有时候又觉得庆幸，“多亏了我能卸下冠军的身份，从零开始，才有了后来的创业成功吧！” 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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