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衣公子 安然
采访：安然 江小川
编辑：康晓
【编者按】经历了共享单车的喧嚣和低谷，中国自行车产业再次陷入沉寂。穿越历史、梦想、与资本的尘埃，古老的单车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性感起来？
全文：《》
学习器物，再造制度，唤醒国民意志，贝斯通儿女还要沿着民族复兴的路径继续探寻下去。
今天，从潘德明隐居的永康路37弄的简陋小屋往东北出发，经延安高架、外滩隧道，穿越整个上海市区，会来到曾经沪市东北郊的唐山路——在这里，中国和自行车的故事将翻开新的一页。
上世纪30年代，伴随日占区在中国的扩大，商人小岛和三郎先后在沈阳、天津、上海开立昌和制作所。其位于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车工厂。
抗日战争胜利，国民政府接管昌和制作所。1947年，由于苏联在东亚的势力不断扩张，美国对日政策由限制转为扶持。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对美国的援助依赖过深，在全面政治考量过后，南京政府妥协，日本政府迅速拟就当年度最后四个半月的贸易计划，其准备输华者，包括自行车、手表、摄影机、人造丝等工业制成品，而预定从中国进口的，主要是糖、盐、大豆、煤等原材料。前者是中国长期落后、正欲发力的工业领域，后者是中国战后重建同样紧缺的物资。
8月1日，不顾国内激烈反对，南京国民政府开放对日贸易，中央信托局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换来日本自行车2000辆余辆，运抵上海。
消息传回国内，中国社会各界震动，尤以经济中心上海震动最为强烈。屈辱、不满的焦点对准了2000辆自行车。在“群情惊骇，不遑宁处”之中，上海脚踏车工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，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、经济部、经济部国际贸易公司请愿抵制日本自行车。
自行车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传统产业之一。1867年春，法国人皮埃尔米肖（Pierre Michaux）和他的儿子将两人联手打造的一辆装有脚踏板的自行车，交付巴黎世博会展出。广东书生王韬有幸在现场一睹自行车的风采，为此他忍受了四个多月的轮船之苦，这是中国人与自行车的首次相会。
1868年，巴黎世博会的第二年，上海就有了自行车行驶，当时其被称为“脚踏车”，据当时的《上海新报》报道，“靠蹬踏而行，转动如飞”的脚踏车，“成为街头新奇一景”。
自行车虽属轻工业，但是在当时，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和讲究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且润滑，钢圈必须圆准且坚硬，这当中淬火尤须经验，连车架设计的角度也很是专业和讲究。此外，牙齿盘、把手、花古筒等等，无一不需要长久的工业积累。事实是，中国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，在器械和技术上落后明显。
当时，国产自行车甚至被称为“铁道车”和“过桥车”，比喻刚买来的自行车一过铁道或过一座桥就坏了。
无论是价值还是数量，日本自行车当时在中国进口自行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，大量英国自行车才是中国进口自行车的主要来源。比如潘德明环游五大洲骑乘的英国兰瓴牌，就是行销中国的名牌。
不过，在这场群情激奋的抵制运动中，可以看到各界人士摆脱中华羸弱、振兴民族工业的决心。
抗日战争胜利，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归后，更名“上海机器厂”，拥有员工180人，年产“扳手”牌自行车3600辆。不过，工业发展进程中技术、资金和原料三大制约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加之时局动荡，物价飞涨，民族自行车工业整体上呈现出先天不足，后天畸形的态势。
直到上海解放后，工厂由解放军代表接管，改名“永久”，此时距离自行车停产已经过去整整一年；天津的昌和制造所，被改造成“飞鸽”，和永久牌南北呼应，连同上海凤凰，组成国产自行车三大品牌。
1956年，在上海唐山路工厂，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、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——“永久”28寸PA型男车制成。充满工业气质的“二八大扛”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。
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，新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，是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的写照。
建国初期，自行车供应紧张，1962年至1986年，凤凰、飞鸽、永久实行凭票供应。有数据记载，1963年，凤凰等头部自行车品牌的标价每辆就高达650元。
80年代，从前王榭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曾经的贵族玩具，变成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，骑车人的表情也由得意变成了生活的庸常。
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亿，平均每2个人一辆，成为自行车王国。
共和国的马路规划，包括立交桥，为自行车出行留出了足够的车道。上下班时间汹涌的自行车洪流，构成城市的一道壮观风景。在西方正为拥堵和污染而头痛的时候，中国无意间成了健康出行的典范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北京市1983年10月份共发生交通事故819起，其中一半和自行车有关。从中可见自行车在居民出行中的重要地位。
永久自行车厂原厂长王元昌回忆，为了保证生产，永久自行车厂没有礼拜天，停产需要提前报请上海市政府批准。厂前厂后永远进进出出，辽源西路的后门进原材料，每天完成原材料入库200吨；唐山路周家嘴路的门出成品，每日产量1万辆。尽管如此，依旧远远不能满足需求。
三大品牌，在当时的身份非比寻常，稀有而昂贵。尽管生产在增长，但是计划体制下，凭票供应，一车难求，堪比今天的摇号买车。
上海人结婚流行“三转一响”，永久自行车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“两转”。城市里的婚礼往往用自行车车队作为婚车，拉着新娘和嫁妆，而嫁妆是一辆永久自行车。
在农村，更是千金难求一车。改革开放后，通过“统一经营、联产到劳”的责任制，部分农民富裕起来。湖北应城县杨小运常年渴望一辆永久自行车，在丰收后，向组织提出，愿向国家交售公粮两万斤（征购任务只有8530斤），只要求卖给他一辆永久自行车，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并同时做出决定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，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。
经过《人民日报》的转载报道，永久自行车长厂长王元昌看到了新闻。他感受到时代在召唤，率领工厂代表团，带上刚刚组装完成的永久自行车，亲赴应城县。从上海出发，经长江溯游而上，进入湖北就能看到欢迎标语——“盼‘永久’、迎‘永久’，喜领上海工人情；卖万斤、超万斤捧出应城农民爱国心”。
原本一年只能分配到3-5辆自行车的县城，更是全员出动，王元昌到达之时，幼儿园小朋友在路边摇着鲜花大喊“欢迎永久！欢迎永久！”。为了满足农民朋友的需要，年度生产计划一改再改，在增产19万辆的基础上，再超产5000辆自行车，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，以尽“永久人”的职责。
1984年，中国开始兴盛“永久村”的荣誉称号，用来指代家家都有永久车的明星村庄。
不过那既是永久自行车璀璨的巅峰，也是计划经济最后的谢幕。市场大门已经缓缓打开，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如阳光般洒下。城市的发展，出行的升级，百姓口中言必称之的“永久、飞鸽、凤凰”，迅速让位于“捷达、富康、桑塔纳”。
上海制造的星光从东北郊唐山路的永久，迅速转移到了上海汽车和德国大众的合资公司，从此一去不返。
只一眨眼的功夫，自行车由供给不足转变成供给过剩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在完成年产340万辆的高峰之后，永久步入低谷。
新时代，自行车工业经历了几次大浪潮。第一次是1989-1995年，国家放开自行车生产资质管制，市场经济逐步确立，不仅是自行车，市场红利席卷各大传统产业。也就是在这个阶段，富士达、爱玛科技等民营自行车厂相继成立，捷安特、美利达等台资自行车品牌开始进入大陆市场；第二次是2009年兴起的骑行风。
不过，两次浪潮冲刷出中国自行车工业的弊端。长期以来尽管产量巨大，并且70%出口，但是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始终强在低端产品和贴牌加工。2018 年中国自行车出口平均单价为 54.9 美元，而2016年单价更低，只有49.65美元。
国际自行车市场，日本、美国和欧洲逐步退出了中低档自行车的研发和生产，同时牢牢控制住高端车市场，以及高端变速器、自行车架设计、碳纤维新材料等核心技术。同时，欧盟从1993年就以进口反倾销的名义，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加征30.6%的关税，税率甚至一度被提高到48.5%，这一贸易壁垒持续20多年，也是罕见。
自2001年，中路集团入主永久自行车，曾经的自行车国王驶上多元经营的道路，渐渐平庸。同样，在上市公司上海凤凰的年报里，地产、酒店的毛利率远远超过自行车制造。
对比1986年，北京市自行车出行占公共出行的比例是68%，而2013年，北京以自行车为首选出行方式的人口比例已骤降至14%，且每年仍在以2%-4%的速度下降。
时代跨上了四轮汽车，一脚油门，扬长而去，落在后面的自行车再怎么发足狂蹬，怕也是赶不上了。但在全民创业的互联网新经济时代，突然，2016年，共享单车风口来了，在时代面前进退失据的自行车，迎来了最强的一剂兴奋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