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经历了共享单车的喧嚣和低谷，中国自行车产业再次陷入沉寂。穿越历史、梦想、与资本的尘埃，古老的单车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性感起来？
光绪第一次见到自行车就觉得欢喜，这前后两个轮的玩意儿，经人脚踏，自行往前，竟尔不倒。不过练习骑车之时，光绪辫子不幸卷入后轮，重重摔下，从此也就不骑了。
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圆明园遭洗劫一空。在一个深宫仓库中，入侵联军发现的藏品竟是来自西方，既有棉纺机、蒸汽机、织布机等工业机器，也有地球仪、望远镜、气压计、天体运行仪等科学仪器，甚至包括迫击炮、步枪、连发手枪，外加一艘装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。
原来60多年前的1793年，正值乾隆皇帝82岁大寿，英国大使马戛尔尼面见乾隆，呈上的礼物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、工业机器和战争武器。不过乾隆认为天朝上国应有尽有，他国之物不足为道，把这些礼物锁入深宫。它们迅速被灰尘覆盖。马戛尔尼败兴而归，不过建立在这些器物之上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。
两个古国，走向不同的方向，全世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也从此易主。遭遇八国联军劫难后，朝堂不得不变革图强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洋务运动正式启动。
但就在光绪被自行车卷了鞭子、重重摔下的同一时间，这场浩浩荡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破产了。甲午战争，清政府惨败日本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说到底，这场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为目标的洋务运动，归根到底只是一场针对西方器物的模仿。中华民族的觉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，康有为、梁启超提出的维新变法，得到光绪大力支持。
维新变法要学的是西方的制度。从工业技术，到交通工具，再深入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，自行车是横跨技术到文明的一座桥梁。
西方的自行车，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辫子，同一时间，中国前进方向发生重大转折。小场景在大背景下显得寓意无穷。
自行车渐入中国，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围，在中国坑坑洼洼的道路上，骑车者以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最为多见。中国路况复杂，无论城市还是乡间，自行车走走停停，是最为合适的交通工具。除了这个用途之外，自行车更多的身份是贵族的玩具。
1922年，末代帝王溥仪大婚，堂弟溥佳送自行车一辆。为此，帝师陈宝琛狠狠训斥了溥佳“皇上是万乘之尊，如果摔坏了，那还了得，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”。他还劝溥仪不要骑。
不过，溥仪不仅并没像光绪一样摔伤，反而练了几天就会了，从此沉迷上自行车。
第二年，紫禁城一场大火，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、延春阁、积翠亭、凝辉楼等全部烧光。大清已殁，索性也没有重建，清理完毕后，溥仪在原处开了一个运动场，每日在此打网球、练自行车。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资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，还因为嫌门槛妨碍骑车，拆了多处宫廷的门槛。
晚年溥仪重游故宫，对此颇为有感，言道，“这是我的成绩，为了骑自行车，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”。这当中，末代皇帝的身份、西方器物的属性以及作为某种象征的前人不敢动的门槛，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。
不过，门槛易动，根弊难除。维新变法失败，康、梁流亡，戊戌六君子受戮，但是维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势所趋。
自行车的普及伴随中国变革始终，渐渐从贵族的玩具，变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费品。富家子弟在贩夫走卒间骑车穿行而过，脸上写满得意。
尽管囿于车价昂贵、路况欠佳和学骑困难，自行车普及有限，但是其深度进入民众生活的趋势已现。
自行车的出现，令人得以重新审视遍布上海街头的人力车。人力车在当时逐渐成为社会落后的象征，相比较之下，自行车行驶全靠骑车人双足踏动，没有人道负担。
因此，自行车又被称为“自由车”。可见，这两轮工具的意义非凡，推动的不仅仅是器物的进步，更是社会的革新。
单车的双轮自此从中国悠悠碾过，百年历史长河里，贯穿了近代中国的愚昧落后、国民精神的推倒重建、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愤图强、以及科技互联网兴起的新经济时代。
